八月的时候家属就在考虑圣诞期间回澳洲，八月下旬我提交了旅游签证，心中并没抱太大希望，那时候签证处理时间已经因为疫情从三个月变成六个月，到了十一月签证都毫无动静，我心理上已经做好冬天呆在原地不动的打算，还给自己安排好了钢琴老师上课。
后来家属想要回澳洲的心情非常迫切，实在是这一年被美国疫情弄得很疲惫，又经历了一波存在主义危机，想回父母家休息，这样孩子有人帮忙看着，他会轻松些，而且也不用熬中西部的漫长冬天。同时孩子的爷爷奶奶非常想孩子，天天催促我们赶紧订机票，然而我的签证一直卡在那里，于是他俩到处问，还写信给议员，希望能让我快点拿到签证。这时去澳洲又出了新规，我需要再申请exemption。公婆天天催家属办出行手续，然后他就来催我，本来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冬天呆在原地不动，天天被催有点烦躁，但仍然去弄了各种手续。十一月下旬申请了exemption后，签证竟然很快下来了，之后的两三天之内家属就买了机票，两周后就走。
知道要去澳洲我内心很烦躁。我太安于现状，杵在当下不想挪也不想有变化，如果出行，我费了好大劲才安排好的钢琴课又需要重新调整，在澳洲和公婆一个屋檐下过两三个月也有诸多不便，然后只有两周的时间准备行李，长途旅程中还要担感染的风险，入境后要立马隔离14天。总之，即使澳洲阳光明媚，阳光沙滩，而且抗疫做得比美国好很多，但知道要去的那一刻，我心里却全是负面情绪，想到的都是各种要克服的不便和困难。
不情不愿还是得行动，我在网上查了些攻略，先是看了些带小孩长途飞行需要做的准备，然后又在脸书上的一个Hotel Quarantine Australia的组里了解到不少有用信息，出行前两周前网购了不少东西，每天都在拆包裹，一点一点准备行李。家属则安排房子的冬季维护，联系人来扫雪，联系邻居帮忙照看下房子，打印出行的所有文件。
出行的前几晚都很焦虑，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出行的前一晚收拾到十一点半，第二天六点半起来继续收拾到九点半。总共收拾出两个大箱子，一个登机箱，一个背包，一个单肩包，一个斜挎包，还有一网兜吃的，全部用透明袋子装好，方便过安检。下午三点的航班，我们上午十点就出门了。因为没有带婴儿座椅的uber或是lyft可以坐，家属只能先把我和孩子送去机场，然后开车回家后，自己再打lyft去机场。
我们小城市的机场空空荡荡，里面有个family lounge和mother’s lounge，后面这间封闭性很好，我带着孩子和一堆行李关在里面。今年疫情孩子都没怎么出过家门，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她又躁又亢奋，不太好哄。值机手续办了一个多小时，疫情下他们得四处打电话确认我确实能入境澳洲。过安检倒是很快，登机前在舱口托运了婴儿车。
孩子在飞机上还算好带，哭闹过几次，但每次不超过一分钟，哄一哄就停了。最挑战的是带孩子上大号，机上的洗手间狭小，很难操作。孩子在飞机上太亢奋睡不着，最后家属抱着摇来摇去好不容易才睡了小觉。第一程在丹佛中转，机场人还挺多的，好在所有人都戴着口罩，但我还是有些担心。第二程到了三藩，登机出境前被告知需要填一个什么declaration的表，弄了半天。
最后一程飞了14个小时，这趟国际航班的商务舱比之前坐的美国境内那两班的商务舱空间要大很多，座椅可以调成床躺下，我侧着身睡的话孩子也能挤下睡在一起。洗手间有尿布台，但空间还是略小。飞机餐我要了beef shortrib, 非常惊艳，全程的亮点就是那顿饭了。其他的没空体验，带着孩子长途就别再想着看电影看书什么的了，所有时间都拿去照顾她了。
悉尼时间早晨九点飞机落地，地勤那边还不让我们出舱，最后在飞机上继续等了差不多一小时。我们出舱后发现机场很空，跟美国的大机场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下机后经过了四个手续：工作人员先告知隔离事项，然后检查出关卡，接着检查护照，最后出关查行李，如果带了食物一定记得老实上报，疫情期间这一项查得尤其严格。
出了机场直接上了去隔离酒店的大巴，拖家带口的都上了同一辆大巴。我们被分到海德公园旁边的喜来登酒店。大巴开去酒店的路上，又发了一堆表格需要填。在大巴上看了下沿途风景，正是夏天，路上的行人过着正常的生活，也不用戴口罩，实在让人羡慕。
大巴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后，我们终于下车进了酒店，在地下一层办入住，又是漫长的等待，好在服务人员和政府还有军队人员态度都很好。家属去问了下有没有空间大一些可以开窗的房间，酒店说有一间带阳台的，但每晚需要另付三百澳元，太贵了，还是算了。
酒店分给我们一个高层套间，两位军人帮我们把行李带上去，走进房间，身后门一关，我们的隔离生活就开始了。
